2013年10月31日上午，亚洲开发银行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联合召开的有关城市化和贫困增长的不均等三角形的研讨会（ADB-FLCDS Workshop ）在经济学院514会议室召开。
会议先由陆铭教授和万广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陆铭教授首先介绍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由来及使命，尤其强调了这一平台的开放性及包容性。万广华教授则基于时代背景阐述了城市化研究在亚洲的重要性，也希望通过这一workshop的形式让亚洲的学者在这一重大议题上保持充分的交流。
随后印度政府城市发展部秘书长Sudhir Krishna先生做主题发言，在演讲中Sudhir秘书长首先系统梳理了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情况，认为按现在的增长趋势印度人口将在2025年超过中国。 印度在2001-2010的十年中城市人口增长了31.8%，而同期的总人口只增长了17%。尽管如此，印度的城市化速度依然比较缓慢，到2050年才会超过50%，这对于以降低贫困为目标并正在努力实现高增长的印度政府而言是巨大的挑战。最后秘书长提议中印两国学者应在城市化议题中展开相互的合作。
在研讨会专题讨论的第一部分中，来自中印两国的学者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和印度城市化的研究。首先由两位印度学者发言。来自印度公共政策中心的Sridhar从城市化水平、城市服务、企业选址、城市环境、城市贫困五个方面综述了对于印度城市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自己有关亚洲国家城市化的原因及首要化的研究。她认为对于不同国家的第一大城市也不存在唯一适合的标准。
接着印度城市事务研究所的Om Mathur教授则认为1990年之前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为什么印度的城市化率如此之低的问题，而1990年之后的研究则转向在经济增长中如何更好的发挥城市作用的议题，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印度的未来在于城市的发展。Om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从2015到2030年中印两国有3.7亿人进入城市将产生怎样的成本，并且这样的成本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是否有差异的问题，而他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的成本和人口规模呈U型关系。
之后陆铭教授做了有关中国的城市化的演讲。在1978-199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而从1995-2012年则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名义城市化率和真实城市化率之间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现象：城市化率远低于工业化率；土地的城市化超过人口的城市化；对于外来移民的公开歧视等。同时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导致中国城市体系的扭曲，而这一扭曲也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城乡差距和区域间不平等，损害了经济增长。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推进户籍和土地的联动改革。
在下午的研讨中，首先由三位中国学者介绍了各自有关中国城市化的研究。首先演讲的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陈钊教授介绍了自己有关首位度城市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第一大城市的规模，那么再根据齐普夫法则，我们就可以预测整个城市体系。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第一大城市的规模和该国的总人口显著正相关，而且仅控制国家总人口这一个变量对于首位度城市人口的估解释就达到了0.8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上海和孟买还处于这一平均趋势线以下。
之后同样来自FLCDS工作室的章元老师讲述了有关农业生产对于城市化影响的研究。197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于印度，此后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攀升并在1991年超过印度，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印度20个百分点。探究其背后的原因，章元老师认为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中国农村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
随后工作室的吴建峰老师阐述了有关就业的空间增长和城市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其首先为我们呈现了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状况。通过观察不同工业部门的数据发现从2001年开始制造业在空间上开始分散，但这并没有影响城市规模。但2001-2008年服务业部门就业的集中则显著影响了同期城市规模的变化。
短暂茶歇之后来自印度经济增长研究所的Arup Mitra论述了有关经济的集聚和福利的关系。经济在大城市集聚所带来的有规模经济，从而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水平将为民众带来更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机会。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文献表明非正式的就业和大城市的贫困有很大关系。
北京师范的大学的邢春冰副教授介绍了他的研究”教育花费，移民和城乡教育差距“。他基于CHIPS数据的研究回答了为何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本如此之低的问题，发现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农村中受过教育的人通过考大学进入了城市所导致的。更高的教育花费，也会使得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
上海财经大学陈杰教授报告了有关“住房匮乏和住房不平等：2001-2010年的上海为例“的研究，该研究基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讨论了中国城市以市场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发展如何影响了住房分配。结果发现：过去十年中住房分配不平等依然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还在继续扩大。同时本地人和外来移民在住房上的差距也依然很大。
11月1日上午八点半，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FLCDS）主办的ADB-FLCDS Workshop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继续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讨论室举行第二场学术讨论，来自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嘉宾与校内外的师生们一起参加了这场有关中国贫困、平等和福利的讨论。
首先演讲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房地产研究所的郑思齐副教授。郑思齐副教授为大家展示了中国的绿色城市的发展图景。她通过详尽的有关能源消耗总量、居民能源消费城乡比、用电量与发电类别、空气污染、水污染及恶性事故等事实的图表与数据，介绍了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现状。然后，郑老师介绍了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移动机制的著名文献。郑老师对曲线在开放城市和封闭城市两种情况下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使得大家对污染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有了较为直观的理解。接下来，郑老师介绍了她有关中国城市中持续增长的环境需求的一些研究，主要包括人们的环境需求对房价的影响、工业生产活动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发现土地租金或房价以及工资的溢价差异使得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出清，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城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强调了公众对环境的高度重视和对真实信息的强烈需求。最后，郑老师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公众的“三明治”压力结构来介绍治理环境问题的激励机制，认为这种“三明治”压力结构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个结论基于以下假设，即中产阶层对优质环境要求愈发强烈，信息透明有利于政府接收公众监督，以及可持续发展被纳入官员考核的体系。
第二位报告的是来自厦门大学的傅十和教授，傅教授主要对中国缓解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评估。首先傅教授介绍了北京的交通限制政策，如北京的单双号政策，肯定了交通限制政策的效果，即显著降低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进而减小了事故死亡率和慢性病死亡率，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流行病数量也相应减少。但是北京的交通限制政策也有不可忽视的成本，如交通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降低，同时，长期来看，交通限制政策没有考虑人们对开车的支付意愿，人们可能为了应对交通限制政策而购买第二辆车，这是一种非效率的结果。其次，傅教授介绍了上海的牌照拍卖政策，认为牌照拍卖政策直接降低了汽车销售量，但是可能人们会购买更大或者燃料效率更低的车辆。第三，傅教授评估了高速公路收费。研究发现，在高速公路免费期间，空气污染显著上升。可见，高速公路收费是降低空气污染的有效途径。最后，傅教授提出了政策建议，今后应当拓展公共交通体系，提供更多的补贴，充分考虑居民的收入、选择与偏好；有关交通堵塞的法律体系有待健全；选择合适的汽车排放指标；同时，停车费、汽油税、拥堵定价均是可供尝试的政策，但是这些领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刘丹博士，主要介绍了有关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城市不平等现象较普遍的原因和决定城市不平等程度的主要因素。刘丹博士首先介绍了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方法，这次研究纳入了基尼系数来衡量城市的整体平等水平，同时控制大学生比例、高中生比例等指标，以衡量不同人群间的不平等状况。刘丹博士用258个城市的数据及回归结果，向大家展示了这次研究的主要发现，不平等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同时有着很大的空间差异：城市规模、大学生毕业生比例、自营者比例、外商投资、教育结构与公司结构均是影响不平等程度的因素；同时，税收和高校扩招均是影响收入分布的重要因素。在报告的最后，刘丹博士还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教育质量的不平等、城乡间收入不均等、代际收入转移等均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各位嘉宾及在场同学对中国不平等现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本次Workshop最后，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万广华老师对本次Workshop进行了总结，高度赞扬了各位学者及专家的研究与报告，并且建议中印双方共同建立研究小组，将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整合进一个框架中，在今后组织系列workshop、编辑论文集，促使各方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将整体背景研究与学术专题研究相结合，重在中印两国学者、专家观点的融合与交流，提供对中国与印度的公共政策、环境、平等等问题的全面、深入的分析。
嘉宾均表示了热切的期待与全力的支持，就系列workshop参与方的构成、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会议的最后达成了共识。相信通过来自亚洲各国高校、银行和政府的学者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与深入合作，我们会摩擦出更多的学术火花，为中国与印度，乃至所有亚洲国家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