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
Fudan Lab for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何立新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杨长江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晏副教授等嘉宾围绕“持续的高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和“深化财经、金融和政府部门的改革”这两个主题分别阐述各自的认识与思考，展开深层次对话与交流。本次论坛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博士主持。

 

胡永泰教授首先对复旦-哥伦比亚中国经济论坛进行了介绍，并就中国“怎样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做了发言。胡永泰教授认为通过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中国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目前正处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口。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具体包括这三方面：可能遭遇经济运行机制的损坏，即“硬件故障”；也可能出现管理缺陷导致大范围的社会失序，即“软件故障”；另外还可能发生自然的限制或者外部强加的限制，即“动力供应故障”。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拥有更好的经济硬件，在管理软件方面应增强自由选举、独立媒体的监管以及独立的司法审判，同时也必须致力于全球的环境保护、贸易体系与安全问题，以保证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不被自然资源环境或国际环境所干扰。

 

袁志刚教授就“政府转型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一主题做了的发言。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过去三十来年的增长，基本上是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主要角色来推进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要素驱动型增长的结果是：国进民退，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使经济结构失衡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可持续。在新的时期，我们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此，政府必须向有限政府、问责政府和透明政府转型，要素市场改革也必须推进，从而才能带来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陈钊教授就“新的城镇化战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主题做了发言。陈钊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包括控制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和对“建设用地指标”控制的城镇化战略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问题。陈钊教授通过系列研究发现，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进展，大量的城市因为规模偏小而遭受了生产率的损失，工业集聚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另外，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市民化，导致城市内部出现了“二元社会”分割的现象，形成了对城市和谐、持续发展的威胁。为此，我们需要新的城镇化战略，进行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而实现土地与户籍改革的联动，让农民更平等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同时也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

 

 

何立新副教授就“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主题做了发言。何立新副教授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中国城镇社会保障虽然具有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分配作用，但其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逐年加剧的初次收入不平等程度；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政府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作用方面还是有作为的空间：如近期可调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加强财政对就业困难者以及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领取金额与物价指数联动的自动调节机制等。中长期则可通过对养老、医疗等主要保障制度的完善发挥积极作用,建立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封进教授就“城市化、全球化、老龄化下的养老保险改革”这一主题做了发言。封进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局面。这些新形势将给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带来诸多挑战。而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产物，有其合理性，仍需在相当长的时间保障其可持续运行。就政策选择而言，保持一个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必要的。当下部分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暴露出经济衰退和老龄化趋势下沉重的养老金负担，对于中国是一种警示，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审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杨长江副教授就“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升值吗”这一主题做了发言。杨长江副教授谈到经济增长带来货币升值是一般规律，在正常情况下，经济每年增长8%左右会带来汇率2%-3%的升值。中国人民币汇率之前呈现出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结构问题，而非政府操纵的结果。依据国际通行评估汇率均衡水平的理论，人民币汇率当前已被高估。在未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面临着国内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长期压力，加上外部的升值压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将面临极严峻态势，这就成为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外部诱因。出现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推进改革是关键。

 

张晏副教授就“地方债务风险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这一主题做了发言。张晏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当前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矛盾在于：首先，政治架构决定了地方政府存在为中央目标而竞争的激励。只要需要地方支出，地方政府就会存在相应的创收激励。第二，创收激励一旦建立，在没有良性的收入来源情况下，依靠卖地生财就不可避免，而土地价值的过度贴现会产生推高地价和房价，增加人口流动成本，限制城市化的集聚效应等诸多问题。第三，用转移支付来弥补收支缺口，在资金的效率和公平使用上都有缺陷。我们想寻找的理想机制是，能够使得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和税收收入与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直接挂钩，从而提高效率；在此基础上，对于收入不足的地方政府进行以均等化为目标的转移支付，以控制量的方式减少转移支付的效率损失，以提高质的方式增加转移支付的公平性。

 

陆铭教授最后做了简短的总结发言。陆铭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我们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只走了一半。当前改革的关键是应该重点推进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不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可能在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的继续向前推进，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作为个体的利益。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同时也需要调整市场化的方式。

 

　　八位嘉宾的发言观点深刻，见解独到，富于启发性，并在“中国当前迫切需要制度性、深层次的改革”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是由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发起成立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目标是为了交流和研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将不定期地以研讨的方式推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自身研究的交流，并以对话的形式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